原创： 走遍、彭彭 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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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7号22时55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4度，东经104.9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6千米。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截至6月18号8时30分，地震已造成12人死亡，125人受伤。地震还造成部门房屋、门路、电力、通讯等设备受损，目前灾区仍有余震发生。
来源：中国地震台网移动互联时代，公众对新闻时效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新闻的真实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面对突发的灾难，媒体该如何包管二者的兼顾？
壹 灾难报道中常见的伦理问题
灾难报道因灾难的突发性、破坏性和打击性而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它的流传效力和影响力也是超常的。一旦灾难发生，各家媒体的目光都会聚焦于此，形成铺天盖地的井喷式报道。
回顾我国近几年的灾难报道，其中存在着一些媒体伦理失范问题，具体来说包罗以下几方面：
01新闻真实让位于新闻时效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过去新闻流传的单一场域，从而推动新闻流传方式的厘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流传场域的复杂性，自媒体、社交平台UGC的壮大，极易滋生灾难谣言和失实报道。
由于灾难报道自身所固有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更容易对公众的情绪造成打击，媒体操纵稍有不慎，便会引起舆论场的强烈共振。
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新京报、澎湃新闻都曾在第一时间发文指出，事故原因系轿车女司机驾车逆行导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澎湃新闻发文前已经向重庆市万州区应急办值班人员进行了求证，然而最终还是出现了失实报道的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追求时效性的压力下，灾难报道真实性地核查面临着更高的要求。
02漠视生命价值，造成“次生灾难”
在灾难报道中，有些记者为了获取一手资料，选择在意外或不幸事故发生后，侵扰因该事故而伤心的人。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访环节，体现为使用欺骗或强制手段进行采访，或强行打开被采访者的痛苦记忆；二是报道内容，体现为报道内容失实，报道风路冷谈或轻视，文字和图片过于刺激等。
2019年6月11日，一位女驴友徒步翻越四川省汶川县卧龙镇大雪塘垭口（小地名：海拔4806M）时，意外跌落致使死亡。搜救队伍刚进山搜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与报道便蜂拥而至。部门媒体翻来之前的照片充当这次意外的现场，家属不停遭遇偷拍，甚至有记者直接突入家属房间要求采访。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让遇难家属更加瓦解。
03过分煽情，损害新闻专业性
媒体在灾难报道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煽情化和故事化的表达方式，某种水平上这能够唤起读者的同理心，引起社会共情效应。
但是过度的煽情则会损害新闻的严肃性与专业性，使得新闻关注的重心发生偏离，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舆论监督、反思的任务就得不到发挥。
《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杨继斌曾在新浪网主办的“专业与责任——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上发言，“我们现在提供的不管是信息的需求还是情感的需求，产物都还是不敷的，国外的灾难性报道，会看到大量的解释性报道，不管纸媒还是电视媒体，我们做的解释性报道几乎没有。”
2013年，雅安芦山县地震发生后, 有不少媒体的报道还延续着之前的抒情标题，只是将汶川、玉树酿成了雅安：“雅安不哭, 雅安挺住；芦山不哭, 中国坚强；雅安雄起，芦山不倒；雅安不要怕, 有我们与你同在……”
04片面追逐热点，忽视对报道的恒久关注
在灾难报道中，媒体存在着失衡现象，灾情发生之初媒体往往蜂拥而上，形成“热点事件的井喷式报道”，然而随着事件热度地消退，不少媒体便继而投入了新的热点之中，从而损害了报道的完整性和深度，也影响了受众接收信息的完整水平。
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舆情周期中，22路公交车如同一连串坏消息的序幕，今后几天，主持人李咏、作家金庸等名人的相继去世，转移了公众对重庆坠江事件的关注度，媒体对坠江事件的报道也只是出现在微信公号的二头条、或者零星地出现在新闻客户端中，但是很快便沉了下去。
直到官方公布坠江原因是司乘矛盾时，这一反差强烈的信息才又再次引发了舆论场爆炸性的关注。
05报道焦点模糊，“官本位”取代“人本位”
曹林曾在评论《灾难报道为什么不会说人话》一文中提到，某地火灾585字的官方通报中，“领导高度重视”占了258字，尽管灾难报道中的“高度重视”已成众矢之的，然而仍有许多媒体并未吸取教训。
无独有偶，2013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文章追忆韩亚航空坠机事故遇难浙江女孩，文章中有这一段：“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这篇文章一经发出，便遭到了公众的诟病，质疑记者是否借此故意向权势谄媚。
贰 新时代媒体如何进行灾难报道？
01报道时效：人工智能跑赢时间
对于灾难报道而言，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不光可以提高媒体的响应速度，还能缩小甚至制止信息时滞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技术赋权下，媒体得以及时、迅速地公布灾情信息，让媒体的信息跑得过灾难地扩张速度。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7分钟后, 新华网发出快讯：“12日14时35分左右, 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25分钟后, 新华网再发快讯：“四川汶川发生7.6级地震 （后来地震级别被修复到了8.0级）”。从汶川地震发生到第一条地震确认播报，新华网用了25分钟。
2019年6月17日，四川宜宾市长宁县22时55分发生6.0级地震。在3分钟后的22时58分38秒，中国地震台网机器人自动编写稿件，仅用38秒出稿。
02守护真相：事实能跑赢谣言
每当有灾难发生后，不可制止地都会陪同着谣言、假新闻、失实报道，干扰舆论。根据奥尔波特的观点，信息不确定性越大、模糊性越强，谣言的流传力就更强。
地震中，传统主流媒体、政府发声的迟缓，导致灾后初期出现了“信息真空”的局面，为谣言、假新闻提供了可乘之机。
宜宾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后，网络上出现“四川手机报”发布的关于“6月18日凌晨3时12分将会有更大地震发生”的消息。随即，四川手机报官方微博@四川手机报发布辟谣：微信流传的这个消息是谣言，我们没有预告接下来还有地震，请勿传谣！
在2017年的九寨沟地震中，媒体则第一时间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辟谣、科普，据@传媒茶话会，国内20家媒体共发布了71篇辟谣报道, 四川本地媒体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辟谣:九寨沟长海溃坝为谣言》《四川地震局:九寨沟地震与汶川地震无关》《直击九寨沟震后一夜》等报道直接辟谣。在《看云就能预测地震?想多了!“地震云”根本不存在!》这篇报道中，本地媒体不但辟谣, 还将“地震云”发展史进行科普, 对网友晒的“地震云”作出科学解释。
如何守护真相呢？
①专家解读，将权威声音最大化。
据全媒派，九寨沟地震灾情发生后，腾讯新闻通过围绕地震预警、次生灾害、自救救人、等专业问题，腾讯新闻以企鹅问答作为主要载体，邀请中国地震台网、国家卫计委、重庆市地震局、丁香医生等20多个专家机构到场回答，并根据内容匹配水平，在差别时间点被推荐给用户。
来源：全媒派②建立事实核查平台。
腾讯新闻事实核查平台“较真”，针对网上的“地震前有异象”“地震云预测”等谣言，迅速发布稿件，从辟谣和科普两个维度切入，迅速及时向公众转达准确信息。
来源：全媒派03多元出现：用户至上，实现信息获取效率最大化
宜宾地震发生于6月17号22时55分，地震发生后不到1小时，新京报记者抵告竣都和长宁进行网络直播报道。同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也都赶赴现场，以直播和短视频形式连续报道，为网友带来最直观的一手信息。
直播作为近几年风头正劲的新闻报道形式之一，大大地满足了公众对新闻时效性与真实性的多元需求。通过直播，新闻发生的“现在”也正是报道发出的时刻，而且能够包管忠实地出现新闻现场。
不可否认，与文字报道相比，直播存在着信息密度弱的缺点，但是它在新闻时效和受众体验上产生的影响则是传统报道所不能企及的。
有网友留言称，“以前都是事情发生后才看新闻，现在是一直盯着事件发生过程看。”
04受众到场：UGC助力下的“有机真实”
UGC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受关系，用户既是受众又是信息源，它的好处在于受众范围广，信息源丰富；拓宽了流传渠道，到达裂变式的流传效果。
在九寨沟事件报道中，当现场受到意外影响时，腾讯企鹅问答便立即发起“四川阿坝发生7级地震，你那里有震感吗? ”等问题，3000多名网友积极提供自己所在地的震后情况，优质UGC为官方信息做了详实增补。
在普吉岛沉船事故中，事故幸存者拍摄的视频第一时间向公众转达现场的真实情况，并成为事件之初媒体进行报道的主要信源，加快了新闻真实的有机运动。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UGC模式同样存在着用户媒介素养乱七八糟，信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等缺点，媒体在报道时应加以核查、筛选。
叁 理性专业的灾难报道仍在探索
10年前的汶川地震报道中，出现了许多违背媒介伦理的问题，有不少媒体未经过任何处置惩罚就展示大量血腥画面，未考虑死者的尊严，给家属造成了二次伤害。
无独有偶，在马航失联事件中，曾有记者多次将镜头对准情绪悲愤、拒绝接受采访的受害者家属，导致家属与记者产生了多次的激烈辩论。
8.12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一些记者在报道中用文字和图片描写了灾后现场尸体成排、消防人员全身溃烂的局面，诚然这种画面的描写是现场实录，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感官刺激，但是带给受害者家属的打击与悲伤，却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所无法体会的。
11年后的今天，经历了多次关于灾难报道流传伦理的探讨与反思后，我国媒体以人为本的报原理念得到了较大地提升，将人文关怀落实到具体的报道中，而且在灾难之后进行反思回顾性质的集中报道，好比今年汶川地震十周年各家媒体的报道，在普吉岛沉船事故发生数天后，各家媒体纷纷对泰国旅游业、互联网平台进行问责。
和之前的灾难报道差别，虽然“反思性灾难报道”的主体也是灾难事件，但是它们主要目的不再是追求时效、全面真实的信息，而是更加注重于深度挖掘灾难背后的信息和故事，通过深度报道的方式，引导公众对灾难事件的理性思考。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具有社会协调、价值引导的功能。作为媒体而言，在灾难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后，仅仅报道新闻是不敷的，还需通过更加深度、专业的信息对灾后的社会进行“缝合”。
正如某位媒体人所言，“移动互联时代的灾难报道除了要追速度、追真相，还需要‘在信息层面进行深度整合；在价值层面进行引导；在思想上明确基调，发挥提纲挈领作用’，这既是媒体权威性的体现，也是媒体的应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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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考新闻金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彭彭：湖南大学硕士相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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